2024年11月20日，中國在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zhèn)峰會發(fā)布《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合作倡議》（以下簡稱《倡議》），闡明了中國在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問題上的立場主張，一方面有力呼應了國際社會各方對于全球數據跨境流動的關切，表達了促進合作的共同意愿；另一方面直面當前全球數據跨境流動中面臨的諸多現實挑戰(zhàn)，提出了因應之道。這份倡議文本不長，但內容豐富且高度凝練，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與熱議。
《倡議》開篇言道：“伴隨數字技術滲透到人類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數字經濟快速發(fā)展，數字社會逐步成為人們分享文明進步的新空間。數據作為數字經濟的關鍵要素，在創(chuàng)新發(fā)展和公共治理中正在發(fā)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著大數據、云計算、5G等技術與應用的推進，我們對于數據的“海量”規(guī)模、“質變”影響與超強“能量”已有深刻體會。但當新一輪人工智能熱潮出現，人們才發(fā)現，數據潛在價值與影響其實遠超人們的既有認知與預期。以ChatGPT為代表的通用式人工智能方興未艾，作為靠數據“喂”出來的技術，它被各方視為新一輪科技革命的代表性技術，以及助推人類社會進入智能時代的變革性技術，未來能否實現進一步的技術突破與應用落地，數據無疑是關鍵因素之一。這正印證了英國著名大數據專家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與肯尼思·庫克耶在《大數據時代》一書中所言：“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因此，基于流動產生價值的數據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凸顯，《倡議》本身也是對數據價值與流動之必要性的確認與肯定。 合作原本應該是數據跨境流動的應有之義，因為數據附著于各類社會活動基礎之上，涉及產生、收集、存儲與傳輸各個環(huán)節(jié)，而這些環(huán)節(jié)共同構成數據流動的全球性鏈條，無論是從保障鏈條的順暢性還是安全性角度，國際合作與協(xié)同治理是不二之選。但現實情況卻非如此，原因很復雜，但其中有“正常的”合理問題，比如由于各主體尤其是國家間有不同利益訴求和安全關切，正如《倡議》指出：“我們注意到，在推動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實踐的同時，各國普遍關注國家安全、公共利益、個人隱私以及知識產權等風險”；但亦有一些“非正常的”不合理問題。如《倡議》點明的“將數據問題泛安全化”、“在缺乏事實證據的情況下針對特定國家、特定企業(yè)差別化制定數據跨境流動限制性政策，實施歧視性的限制、禁止或者其他類似措施”甚至“通過在數字產品和服務中設置后門、利用數字技術基礎設施中的漏洞等手段非法獲取數據”等。如果不能堅持反對與有效遏制，未來數據跨境流動合作的基礎還將受到更大的侵蝕與破壞。這種合作是必然但合作又難達的困境已成為擺在國際社會面前一道急需解決的問題。而中國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作為數據大國，必須在第一時間回應國際社會的共同關切。 《倡議》提出秉持“開放、包容、安全、合作、非歧視的原則”，通過國際社會各主體間的共商共建與共享，攜手構建高效便利安全的數據跨境流動機制，打造共贏的數據領域國際合作格局，最終實現讓數字紅利惠及各國人民的目標。更富有建設性地提出了實現目標的“推進路徑”： 一是要以“尊重”作為合作之基石。相互尊重基于互相理解，是開展合作的基礎。尊重不同國家與不同地區(qū)之間關于數據跨境流動相關制度的差異性，尊重各國依法采取的對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利益以及個人隱私的保護性措施。 二是要將“平衡性”與“效率性”貫穿始終。出于對數據戰(zhàn)略價值的重視，各國從自身國家安全、社會公益以及個人權利保護等角度出發(fā)，會采取一些保護性政策，但如何平衡數據安全與發(fā)展的關系，找到政策的合理區(qū)間，既能促進數字經濟發(fā)展又能滿足各方安全訴求成為各國數據政策制定者們的最大挑戰(zhàn)。各國需要找到發(fā)展與安全之間的“平衡點”，相互理解彼此的差異是第一步，接下來就應該找到共同的、可接受的，能夠建立合作的平衡點，如何找到呢？這就是《倡議》所提出的無論是監(jiān)管還是限制措施都“不超出實現目標所需求的限度”。與此同時，“平衡”發(fā)展與安全關切固然重要，但在實踐中還要考慮到效率問題，提升解決問題的效率，最大程度地降低各方的合規(guī)成本。因此，《倡議》明確提出可以通過建立“負面清單”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 三是著力構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作框架。《倡議》提出的框架既包括良好的數據流通環(huán)境與秩序，還包括具有透明度的各類管理措施以及具有互操作性的政策框架。這需要各國政府、企業(yè)以及個人等多主體的共同努力和最佳實踐，集思廣益，探索出務實的搭建措施。當然，除了上述路徑外，在新技術與應用迭代更新的背景下，還應該充分發(fā)揮技術的能動性，讓數字技術“賦能”流動與安全，在此過程中，一定會給治理理念的更新與框架的設計帶來新的方法與啟發(fā)。 四是要始終堅持彌合“數字鴻溝”。《倡議》切實支持發(fā)展中國家和最不發(fā)達國家的訴求，鼓勵發(fā)達國家向他們提供更多的能力建設與技術援助，真正實現公平與可持續(xù)發(fā)展。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中，不同國家、地區(qū)、行業(yè)、企業(yè)、社區(qū)甚至人群之間，由于對信息、網絡技術的擁有程度、應用程度以及創(chuàng)新能力的差別，往往會造成信息落差及貧富進一步兩極分化的趨勢，而這正是國際社會希望盡力去避免的情況。它是一個更大的發(fā)展問題，是實現數字紅利“普惠”的應有之義。多年來，彌補數字鴻溝，特別是加強發(fā)展中國家的能力建設一直被聯合國視為實現發(fā)展與普惠的重要議題。 總而言之，從國際大勢看，在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技術與應用的推動下，信息社會正邁向數智社會新階段，數據的重要性還在不斷強化，如何更加高效的釋放數據賦能之價值事關全人類的未來。從內生需求來看，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健全促進實體經濟和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制度，對加快推進新型工業(yè)化、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fā)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yè)化和產業(yè)數字化政策體系等作出新的部署。數據成為新型生產要素，實體經濟借助大數據正處于轉型發(fā)展的關鍵時期。實體經濟和大數據融合，對于整個經濟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著力推進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合作，釋放數據價值具有重大意義，《倡議》可謂因時應勢而生，一方面回應了國際社會的重大關切，凝聚各方共識；另一方面旗幟鮮明地提出應對之道，呼吁各方協(xié)力，期待它能為全球數據跨境流動注入新的發(fā)展與實踐動力。作者：李艷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科技與網絡安全研究所所長
